张光：中国地方债的“公共池塘”风险

这个现实必须成为思考法治改革问题的起点，我们不能忽视或低估这种超前权利意识的重要性。

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的发展都亟需深化对既有法学范畴和概念的分析和阐明，亟需提炼、凝练出更多更新的范畴和概念。但是，这两种方法不是隔绝的，更不是对立的。

话语体系的本质是争夺话语、制度和实践的合法性，而法理正是其合法性的根据和基础。（五）法学范畴研究与法理研究对接的路径和方法 法学范畴研究与法理研究对接是中国法学走向科学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其依据也许是它产生了多重而又深远的历史意义。尹奎杰强调权利的建设性本质，提出建设性的权利观。二十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是西方法理学（法哲学）的鼎盛时期、黄金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世界著名的法学大师，如富勒、哈特、德沃金、拉兹、麦考密克、考夫曼等。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的确，那时的法学很幼稚，具体表现在：法学讨论的几乎都是法学和法律实践的ABC问题，诸如什么是法、原始社会有没有法、法律有没有继承性、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是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平等，相对于法学成熟和法治发达的国家，我国法学尚处于补课阶段。而且，从影片的叙事结构来看 (见第129页表) ，老冯的司法经验并非是权利分配的审判，而是权利实现的执行。

最终，被丢弃的国徽在沼泽中发现，至于窃贼，阿妈仍以私自惩罚为由拒绝交由公安依法惩处，否定了国家法律的刑事处罚权。此外，作为民族干部培养的杨阿姨也体现了基层法治建设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一些基层司法人员的行为逻辑变为了消极的责任规避，而非积极的为人民服务。突发的失窃案将国家法律拉入宗族秩序面前。

在现代化急速转型的背景下，法治恰恰应秉持一定的保守主义气质，学会自我克制，明白法律的界限，而非浪漫地将道德、政治等问题全部囊括其中。老冯尊重与理解鸡尾寨的彝族规矩，并由此得以融入族群。

换言之，鸡肚寨的秩序已经形成了国家法与习惯法之间的冲突，甚至，国家权威的运行需要依赖杨阿姨这位纳西族摩梭人的民族干部代理，才能与摩梭的地方权威进行沟通与交易。伦理问题一方面不断转变为体制改革问题。在这些案件中，不仅有国家法律在维持着村寨秩序，其他规范也在与法院展开着竞争。导演在每个寨子中安排了两个案件 (见表)。

在这片土地上，喇嘛庙门、祖宗祠堂、彝族瓦房与国徽法袍一同构成了多元秩序并存的世界。换言之，法律的执行正是立法与社会的信息沟通机制，有效的信息流通是保障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合一的前提条件。作为区域发展多样化的大国，电影表达出来的秩序多元的状态不仅存在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于中国广大的基层社会中。这样一来，失去组织渠道的基层法院甚至无法完成基本的司法功能。

在阿洛以个人幸福的名义质疑老冯牺牲个人权利的事业时，共产主义伦理式微的世界中，老冯丧失了话语权。改革开放后一些基层司法人员的行为逻辑变为了消极的责任规避，而非积极的为人民服务。

从执行视角重新理解老冯的基层司法实践，我们明白了老冯的法治为什么扎根于真实的人民群众生活。鸡肚寨的国徽盗窃案之所以成为故事的转折点，就在于案件的解决到底是依赖于摩梭人的母系组织机构，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基层司法组织。

在笔者的调研中，一些基层法官花费大量时间应付上级考核、调研与开会。与《秋菊打官司》等改编自小说的法律电影不同，《马背上的法庭》基于真实的法律新闻改编，采用了纪实的创作手法。同意的政治社会 法律执行的本质是群众达成普遍同意的过程，与基层的群众路线密不可分。在阿洛、妻子这些城里人看来，国家、法律的前提正是保护他们这些个体身上的欲望——我只晓得我们是合法的夫妻，我们没有半点错。如上一轮法院司法改革主张加强法官职业化，忽视传统的司法调解作用，不可避免地重普法启蒙，轻群众需求。但是，由于阿洛的疏忽，一行人进山的交通工具——马匹——以及国徽被窃。

在一个长久和多样的社会过程中，诸多机制相互运作之下，社会才能实现一个特定的目标。不仅仅是国家法律与群众生活相脱离，基层司法工作人员与基层群众的组织关系也面临着断裂。

基层法院也基本完成了审判与执行由不同法官履行的改革目标。鸡头寨的罐罐代表的祖先生活、长者阿妈的宗族生活、彝族人的传统生活共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人民的具体生活场景

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伙村民扛着一头活猪冲进了露天法庭，猪子拱了人家的祖坟是个大事情。至于李二要求的法事诉求只能变通地由喇嘛们解决。

其根源在于去政治化的官僚体制的建立。影片的结尾停止于彝族人的鸡尾寨。改革开放后一些基层司法人员的行为逻辑变为了消极的责任规避，而非积极的为人民服务。鸡头寨的猪拱罐罐案以非法的方式提交了立案申请，恰恰代表其对国家正式法律的信赖，相信马背上的法庭能够给予公道。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一些基层司法人员的行为逻辑变为了消极的责任规避，而非积极的为人民服务。多元秩序是人民群众的多样化生活的体现，代表了人民的需求。

例如一些司法案件在执行中面临的道德困境常常转变为基本解决执行难的体制改革问题。罐罐所代表的宗族传统成为了鸡头寨的重要秩序。

在执行过程中，村民与基层司法工作人员进行着治理权的妥协与同意;规矩、法律在道理的相互妥协中理解对方，同意对方。按照普米族的习俗，家家都将先人的骨灰放在罐罐中，置于山坡上。

换言之，鸡肚寨的秩序已经形成了国家法与习惯法之间的冲突，甚至，国家权威的运行需要依赖杨阿姨这位纳西族摩梭人的民族干部代理，才能与摩梭的地方权威进行沟通与交易。长者的权威与国家的权威势均力敌，国徽马匹盗窃案成为了两种秩序的代理人之间的商谈与妥协。当老冯在村寨里进行偷国徽是犯法的普法宣传无果后，一行人只能求助摩梭人长者阿妈。作为国家法官的老冯，随着大山的深入也越来越无能处理这些案件，最终以阿洛的私奔、杨阿姨的退岗、老冯的丧命而终结。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审判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在中国逐步推进。但是，由于阿洛的疏忽，一行人进山的交通工具——马匹——以及国徽被窃。

妯娌案、借贷案、离婚案所共同组成的计划内案件之所以难办，不在于审判上的法律知识疑难，而在于法律的执行与实施。文章进而指出，群众路线与精英法治观两种法治理念的根本冲突是后者以知识与欲望来否定前者所尊重与理解的真实社会礼俗，丧失了基层法治建设所需要的职业伦理与政治伦理，从而揭示了当前中国基层法治建设偏离群众路线的现象。

老冯此次入山的任务是处理法院已经受理的三个计划案件。审执分离改革解决了司法效率与监督制衡的问题，但忽视了案件执行在司法运作中的意义。